《求是》2025年第12期刊发了习的重要文章《用中长期规划指导经济社会发展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种重要方式》指出，党的二十大报告深刻阐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本质要求和重大原则，是对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最高顶层设计。中国式现代化是分阶段、分领域推进的，实现各个阶段发展目标、落实各个领域发展战略同样需要进行顶层设计。要深刻洞察世界发展大势，准确把握人民群众的共同愿望，深入探索经济社会发展规律，使制定的规划和政策体系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做到远近结合、上下贯通、内容协调。
裴金佳在《思想政治工作研究》2025年第4期撰文《加强和改进退役军人事务领域思想政治工作 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凝聚团结奋进力量》指出，退役军人工作事关改革发展稳定和强军兴军事业，做好退役军人事务领域思想政治工作责任重大、使命光荣。必须深入学习贯彻习关于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关于退役军人工作的重要论述，坚持把讲政治放在首位，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必须深刻领悟习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组建退役军人管理保障机构的深远战略考量，切实增强做好思想政治工作的政治责任感和使命感，强化思想政治引领，传承弘扬红色基因，为推进强国强军伟业凝聚磅礴精神力量；必须将思想政治工作作为一项政治任务和经常性、基础性工作抓实抓紧抓好，增强工作主动性、针对性、实效性，切实将新时代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各项要求落实落细落到位。
沈壮海、范一杰在《中国高等教育》2025年第3/4期撰文《深刻把握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之“新”》指出，“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是《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的重要专章，也是贯注于、铺展于《纲要》全篇的核心要义。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关乎教育根本问题的回答，关乎教育强国核心功能的实现，关乎教育强国的建成。我们要塑造的立德树人新格局，是以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根本思想引领的育德育人格局，是与新时代同行、为新时代助力的育德育人格局，是由一系列遵循教育规律、回应时代呼声的创新机制支撑起来的育德育人格局，是指向于培养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的育德育人格局。将《纲要》对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的规划与部署落实落细、抓出成效，需要在坚持“一体化”、构建“大格局”、提升“精准度”、激活“创新力”方面下功夫。
曹清峰、冯明在《会主义学院学报》2025年第2期撰文《推进新型城镇化：阶段定位、面临挑战与实现路径》指出，当前，我国城镇化进程已经由“加速期”的前半程转向“加速期”的后半程，逐渐向城镇化“成熟期”过渡；城市体系的格局也发生了深刻转型，城市体系由“金字塔型结构”向“纺锤型结构”转变，城市群成为城市体系的重要形态。与此同时，城镇化进程也出现了诸多新特点，如城镇化动力机制转换、城乡二元体制制约、城市扩张与收缩并存、部分区域面临“收缩型发展”难题以及城市品质提升需求显著等。为此，可从以实体经济为依托营造新动能、深化户籍制度改革、构建多层次城市功能体系、优化“人口—要素—产业—公共服务”结构、探索人口流出地区发展新模式以及提升城市品质与治理能力等方面着手，深入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加快构建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格局。
张峰在《中国乡村振兴》2025年第8期撰文《解锁石门村的幸福密码》指出，石门村是江西省上饶市婺源县秋口镇王村的一个自然村，也是一个千年古村。这里是饶河源国家湿地公园的中心区，也是极度濒危鸟类蓝冠噪鹛自然保护小区。2023年10月11日下午，习曾来到石门村考察。一年多来，石门村发生了很多可喜新变化，生态环境越来越好，农民收入越来越高，干群关系越来越和谐，群众的日子越过越红火。近期，笔者来到婺源县，访农户、看产业，聊变化、问感受，以期解锁石门村的幸福密码。
郑联盛、范云朋、江振龙、王瑶、张鹏在《金融评论》2025年第1期撰文《大国博弈下的中国金融发展——面向“十五五”时期的金融强国战略布署》指出，国际货币金融体系面临新的不确定性。特朗普新政府可能出台对内减税与对外加税、鼓励发展加密资产、放松金融监管等政策以及弱化现有国际金融治理秩序，给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经济和国际货币金融体系带来新的冲击。金融是大国博弈的重点领域，而金融基础设施建设、资本市场壮大、全球资产布局以及数字金融新赛道等是大国金融博弈的重点，也是中国金融发展亟需着重提升的领域。“十五五”时期，中国金融强国建设要充分考虑外部形势的潜在影响，以我为主，内外统筹，致力于完善金融基础设施，加快建设强大资本市场，优化全球资产布局，着力提升数字金融竞争力。
何永智在《清史研究》2025年第2期撰文《清代外省捐监与国家财政汲取能力嬗变(1644—1861)》指出，捐监是清朝补给财政的经济手段。与户部捐监（部捐）相对应，外省捐监（外捐）是清朝基于“大一统”疆域格局与经费筹济的实际需要而对捐监制度的灵活调整。清初以来，外捐广泛用于军需、拯荒等临时性筹款，自乾隆朝纳谷捐监，开办渐趋常态化。嘉道以降，外捐因筹补直省封贮银而被大规模推广，演变为清廷拓展岁入汲取、缓解财政危机的创收工具。至咸丰军兴，财匮、战乱、捐例迭兴等多重因素导致外捐运行紊乱，收益空间不断萎缩，汲取效能日益衰减。长程史视角下外捐的演变轨迹，不仅揭示出作为非常规财政收入的捐监对于清代国家财政的补益作用，而且折射出清朝财政由盈而绌背景下国家动员能力与汲取能力的嬗变。
肖唐镖在《中国社会科学评价》2024年第4期撰文《政治科学中的概念建构与量表开发》指出，作为政治科学研究的基础工程与前沿工程，概念建构与量表开发的重要性虽为学人公认，长期以来却处于“仪式性关怀”状态。缺失厚实理论化概念支持的“操作主义”,对既有概念与量表的简单“拿来主义”,均是政治科学研究中的常见缺失，已成为推进中国政治科学话语权和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严重障碍。因此，应当基于中国情境并吸纳国际学术界经验，努力回应和解决概念化与概念的操作化中的核心难题，建构政治科学概念、开发能对接国际学术界的测量工具。这一操作原则和程序的制作和完善，既需要研究方法的技术加持，更需要方法论和哲学理论的强力支撑。
孙国祥在《法学家》2025年第1期撰文《代持型受贿既未遂新论——相对控制说的提出与证立》指出，“受而不收”的代持型受贿是新型、隐性腐败的重要表现形式。对代持型受贿的刑法性质尤其是既未遂的认定，理论界尚未形成共识，实务中认定不一。代持型受贿的刑法应对，需要跟进的不是立法而是刑法的解释。一方面，代持型受贿既未遂的标准不能脱离现行刑法的规定，需要坚持传统的受贿财物实际控制说。另一方面，也需要改变将实际控制等同于绝对、完全控制的思维定式，针对代持型受贿的特殊性，透过代持现象把握权钱交易的实质，对实际控制进行新的阐述。实际控制不需要达到对财物绝对、完全控制的程度，案发时受贿人只要相对控制了受贿财物，就应当认定为受贿既遂。相对控制的情况下，由于行贿人与受贿人往往共同控制和支配财物，行贿人案发前单方推翻代持约定，对受贿人而言，属于意志以外的原因，在失去相对控制的情况下，应认定为未遂。相对控制说适当前移了代持型受贿既遂的时点，契合现阶段从严惩治新型、隐性腐败的需要。要方法论和哲学理论的强力支撑。
王瑶、张礼卿、王雅琦在《世界经济》2025年第2期撰文《人民币汇率变动对企业投资的影响：资产负债表效应再研究》指出，本文分析表明，本币贬值（升值）对企业投资产生负向（正向）资产负债表效应，且该效应随企业违约可能性和全球流动资金充裕度的变化而变化。同时，人民币汇率变动通过外部融资和现金持有两个机制影响企业投资。本文使用中国非金融上市企业的外币债券发行数据构建计量模型进行了经验分析。此外，人民币汇率变动的资产负债表效应对未持有外债的企业也会产生溢出效应。本文研究结论表明，中国需要重视评估人民币汇率变动通过跨境资本流动对投资产生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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